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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之思

理论学习　　加入时间：2016-11-23 12:29:34　　　　点击：8120

                                                  来源：人民论坛网
      随着G20杭州峰会这场本年度最重要主场外交的圆满落幕，一个充满自信的中国不仅当好了热情好客的东道主，而且通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带来活力、提供智慧而为国际社会所赞叹。经历了3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已经不再遥远。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个“大国”的实力表征，绝不应止于经济上的繁荣，还应通过打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内团结人民、对外影响世界。近年来，政界、学界对国家“软实力”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兴趣只增不减。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成败，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当今中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回答美国为何能在当今世界具有最大影响力时说：“美国拥有庞大的软实力资源，而且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们并进而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1］同理，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切实增强我国软实力，是确保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继续富有生机活力、更加具有影响力的必要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今天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征程上，不忘初心、传承经验，能够为我们继续前行，走向成功提供不竭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三大使命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概念。十七大之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界越来越重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究其原因，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需要用今天便于传播、易于接受的话语来承载。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明确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凸显这个话语体系应然的内在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仅不会输于西方那一套话语体系，而且完全可以超越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上的自信衍生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的“四个自信”。本着这样一种自信，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可以顺利完成当前我们所面对的三大使命。
　　第一大使命，是在国际上争得与我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近年来我国力争国际话语权的成效较为显著，但与今天我们在国际上取得的经济地位相比，我国所占有的国际话语权还远远不相称。“当代国际学术话语权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其力量并非来源于所谓‘真理与正义’，而是来源于资本力量。”［3］人类社会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意识形态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型，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作用而言，不仅是锦上花，更是雪中炭，成为决定其制度生命力的根本依据。因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砸下再多的真金白银去换来话语权上的强势都是一笔十分值得的买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大，尽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资本来换取，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真理与正义的力量。学者秦宣在2012年发表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思路》［4］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内外宣传存在着两个话语体系，在国内大讲特讲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国外却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只讲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不良现象必须尽早扭转——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5］。将内宣与外宣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下，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多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得见、摸得着的优势，让国际社会更直观地看到中国的发展进步，更透彻地了解支撑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的国际话语权自然而然就能更大更强。
　　第二大使命，是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思想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就是始终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两分法、两点论。社会主义国家搞对外开放如同打开了直接面对外部世界的窗户，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邓小平同志就此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 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6］西方话语体系所承载的是一套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完整、严密的思想体系，其并未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故而我们应当加以防范和摒弃。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党内高层领导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善用的特洛伊木马之计——在上文提到的《软实力》一书中，作为西方学者的约瑟夫·奈近乎坦率地承认，接受了资本主义话语体系洗脑之后协助戈尔巴乔夫搞垮社会主义苏联的雅科夫列夫“为美国实现政策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7］。在“一球两制”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西强东弱”“资强社弱”的不利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逆转。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注意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安全，谨防资本主义国家在思想领域“不战而胜”。说别人的话断然走不了自己的路，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强调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这条道路能够越走越宽，说好自己的话、打造好自己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必要条件。唯此才能成就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三大使命，是更好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大破才能大立，批判西方话语体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话语体系，既要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把握规律性以适应今天的时代变化，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时刻不能丢了老祖宗。而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话语体系的建设中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学者鲁品越在2016年发表的《改革和重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8］一文中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身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能失去“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历史使命感”。2015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一个著名的“王广之问”，即“学者形象凸显，革命家身份被淡忘，是真正的马克思吗”［9］，这一诘问可谓振聋发聩。今天我们慎提慎用一些革命口号是为了更好地凝聚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寻求“最大公约数”，并非就此可以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去以今非古、割裂历史。在继承了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新自由主义水银泻地之过程，是通过蚕食社会共识、建构政治赞同而实现的。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尤其要警惕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蚕食，避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笔者认为，即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应当包含一些“适应性话语”，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硬核”——譬如“共同富裕”“人民至上”“马列主导”“团结和谐”“绿色环保”等深刻反映社会主义探索成果与核心价值的话语是必须予以保留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三个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脚步铿锵有力，我们党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前文所述，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0］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智慧与担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一大批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同时又在国际传播中引发热烈反响的新理念新提法，彰显了我们党日益高超的话语体系建设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近几年来的建设历程，凸显了三个重要特征，无不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意识形态工作这项党极端重要的工作、致力于“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之担当。在《软实力》一书中，约瑟夫·奈借“斯大林问丘吉尔教皇手下有多少个师”的例子指出，“软实力并不依赖硬实力而存在”［11］。这启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完全可以在软实力建设方面特别是自身话语体系建设上实现弯道超车。
　　特征之一，是打造和创新一批新鲜话语
　　这几年，中央领导同志说出了许多我们党以往没有说过的新话，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梦”与“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2］这就为中国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注入了全新的政治内涵。“中国梦”这一创新型话语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其内涵十分契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并且能够很好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向何方；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对外宣传中与美国梦、亚洲梦、世界梦等既有理念和话语相对接。将宏伟的政治愿景表述得让人民群众接受、让国际社会认同，正可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已由“宏大叙事”转向“接地气”。
　　作为中央着眼于“十三五”时期以至更长时期发展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一带一路”建设使得中国的发展更加密切地联系世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我们更加偏重于国内发展，较为缺乏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战略的状况。鉴于有西方大国较早前已经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等类似的话语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强必霸”“中国威胁论”等噪音杂音时有耳闻，中央在提出这一战略时充分考虑了话语体系构建问题。譬如，我国领导人在对外阐述“一带一路”时，最为经常使用的是“倡议”“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等柔性话语，避免使用凸显战略意图乃至于对抗性思维的硬性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娴熟运用，一方面赢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善意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无声地回击了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错误地将“一带一路”标签化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歪曲性言论。
      特征之二，是借鉴和改造一批外来话语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人类语言的本身原本是没有阶级性的，然而在阶级社会中其所承载的特定的思想观念则是有阶级性的，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点阶级分析。我们知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是从“手段论”的意义上来认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问题的，即市场只是手段、方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这启示我们，西方话语体系打造的某些概念“从历史阶段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现时代也还不能完全超越”［13］，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可以在进行辩证分析后对这些外来话语进行大胆革新即“再创作”。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莫过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话语的提出。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后，有为数不少的论者提出，中央推进这项改革是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处于政治光谱最右的供给学派，以彻底否定政府“看得见的手”之作用。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相反性的回答，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他明确表态：“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4］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可以且应当借鉴外来话语体系，但绝不会照抄照搬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我们正在发展自己的理论。西方供给学派主张政府简政放权以及通过一定程度的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现实中面对的问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参考借鉴。然而，其错误的一面就需要坚决否认“看得见的手”的积极意义、削减劳动者福利以讨资产阶级欢心，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简政放权不能“自由落体”没人管、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等经济思想背道而驰，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包括供给学派这些有害的内容。
　　特征之三，是完善和更新一批既有话语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就是新生事物不断产生并取代旧有事物。根据这一哲学原理，我们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多次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用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话语来丰富、完善和发展承担过历史使命的旧有话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许多经典作家都为之作出了表率——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中年甚至晚年依照当时运动发展变化为发表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写过7篇序言、列宁说“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毛泽东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在新发展理念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学者曾指出，这一新话语完美地“升级”了过去我们党提出过的“以人为本”的既有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15］。尽管我们党的领导人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然而一些学者也曾担忧，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这一概念在宣传上容易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主张的以抽象的人为本相混淆，从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主张“抽象的个人”即发问与回答“人是什么？这是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16］，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的基本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提则是“现实的个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用语，是理论走向彻底的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7］。由此可见，话语的进步离不开理论的发展，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基础必将愈加牢固，其发展也必将前景光明。

上一条：不断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感召力
下一条：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要避免的几个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