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案例
案例1
数字中国：增长背后的过度症状
2004年两会一个重要的成就，是让人们从多年的GDP崇拜症中解放出来。这不是GDP的错误，因为我们从来也 不曾想过，在令人喜悦的GDP增长数字背后的负累。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同比矿产资源消耗也增长了40多倍。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各类资源的消耗强度较高，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2003年，我国已经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耗大国。原油、煤炭、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现在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高达5亿元，而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两元就可以增加一元的GDP。
2003年我国GDP增长9.1%。发电量以接近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年消耗15亿吨标准煤，8.2亿吨水泥和2.6亿吨钢材，其中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的30%,钢材的消费占全世界的1/3以上，水泥的消耗量占世界的50%。2003年以来，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幅都大大高于同期GDP增幅。
国内矿产资源已无法支撑飞速发展的经济。铁矿石进口量增长了30%，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从能源利用效率看，我国单位产品的消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从环境容量看，目前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研究存在着环境“透支”。如果按照过去30年世界平均节能率提高能效，中国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将从60亿吨标准煤降至48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在强化节能、全面提高能效水平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可以控制在23亿吨——31亿吨标准煤之间。
在资源消耗率高的情况下，谁来满足庞大的中国经济体？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选择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有五大指标体系。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我国石油目前已经高度依赖进口，而生产方式仍然比较粗放，一方面没油，一方面还耗油；单位产值的石油消耗设日本的4.3倍、美国的2.4倍、韩国的1.5倍。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能源利用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降低能源的消耗强度，这方面大有潜力。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
据测算，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为1.18吨标准煤/千美元GDP。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创造每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中国在资源消耗上，生产同等资源产品，我国要比日本邓发达国家多用1——2倍的矿产资源，如果再加上冶炼损失，我国消耗得更多。
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线性的、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传统模式，还没有形成从资源到产品再到资源这样的循环经济。我国每年有500万吨废钢铁、20万吨废有色金属、400万吨的废纸以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率趋近于零”、“生态环境的退化率趋近于零。”目前全世界钢、铜产量的一半左右来自循环使用，纸制品大约有1/3。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率已经达到“零”。有的还在下降。日本和北欧几个国家做得最好，1997年就达到了，美国是在2001年。
从以上材料中，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案例点评：
本案例通过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揭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客观必然性。
我国已经进入重工业时期，处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大增，快速发展的机械、汽车、钢铁都是单位增加值能耗很高的行业。加之不少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靠“三高”（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来支撑的。结果表现为“两低”（低质量、低效益）。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造成能源、资源环境压力急剧增加，煤、电、油等资源瓶颈以及生态衰退现象日益严峻，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结构性危机。”
在当前这种以拼资源消耗为主的“粗增长”模式下，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伴出现的，是压缩式的环境问题和资源的过度消耗。由于经济对能源、原材料的极度需求，出现供给“瓶颈”也就在所难免。
基于各种因素，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案例2
某省某市红星新村5号楼居民状告××印刷公司的事情，历时一年多，始终难以妥善解决，人们议论纷纷。这件事关系到居民切身利益，涉及到方方面面，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省政府调研室经反复调查，全面了解了各方面情况，整理出如下材料：
1.1998年10月17日，50多岁的H，在家中突发脑溢血，虽经抢救，还是留下了严重后遗症。市医学院法医系鉴定：H的hyz 达一级伤残，超标噪音是导致其脑溢血的诱因之一。于是，与“红星新村”大门距离不远的××印刷公司，便成了众矢之的，红星新村居民原有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2. 红星新村位于该市的城乡接合部。近十年来，这里日益成为人口密集的繁华地区。新村院内的5号楼，与××印刷公司的车间大楼平行，相距仅18米，而且只隔一道砖墙。1997年2月，车间引进安装了四台最新设备，投产后，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但从那以后，沉重、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便令小区居民不堪忍受。
3.在机器开动时，居民多次向110报警。民警对居民们的烦恼非常同情，多次制止车间夜间作业。但民警们也表示，对此类纠纷，实在爱莫能助。一些住户，纷纷想办法搬走。其中有的还是××印刷总公司的职工家属。
4.大多数搬不走的居民，只好求助环保部门，不断向区环保局反映情况。区环保局在1997年6月和1998年9月两次实地勘测，都表明噪音严重超标。于是正式向××印刷总公司发出限期整改的通知，并限定夜10时至6时不得进行作业。
5. ××公司很快将车间临近新村的窗户全部砌砖封闭，并提交了一份设置隔音墙是设想，但居民并不满意。他们反映噪音没有减少，车间生产还常持续到凌晨两三点，也没见过建什么隔音墙，噪音仍是每夜的噩梦之源。
6.1998年12月，H经抢救终于脱险，便与其爱人一起，向市环保局提交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处理申请书》，提出要求××印刷公司依照环保法赔偿其各项损失12万元的申请。环保局作出处理决定，认定印刷公司应承担部分责任，赔偿H夫妇直接经济损失的30%，即21500元。但H夫妇迄今未拿到任何赔偿。
7.由于不服环保局的决定，印刷公司于1999年6月首先诉诸该区法院，认定环保局的决定无事实依据，应予撤销。紧接着H夫妇也将诉讼状递到区法院，要求印刷公司赔偿各种经济损失74000元。
8.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区法院于1999年10月对H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印刷公司的噪音影响周边住户是客观事实，但被告已经有所整改，而噪音也只是原告生病的诱因之一，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决定驳回诉讼请求。
9. H夫妇不服，立即上诉。他们的律师认为，区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结果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H的脑溢血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环保局的决定是合乎情理的；而区法院的判决存在矛盾，不能体现法律对公民的保护。
10. 印刷公司请的律师认为，红星新村地处市区，抛开印刷公司来说，其他噪音有的也已超标。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印刷公司的噪音与H的疾病有直接因果关系。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就不能让居民只从印刷公司一方找原因。该公司是国有大型企业，是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好支持。
11. H案判决时，合议庭考虑到，如果H胜诉，住在××印刷公司附近的住户会纷纷效仿，雪片般的经济赔偿要求可能会把该公司逼上绝路。该法院正受理一起小区住户告小区内建停车场、影响他们生活的案子，H案如胜诉，市区汽车停到哪里的问题可能立即会带来更大麻烦。
12.自1999年10月夫妇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来，又过去了三个多月。市中级人民法院感到此案难度很大，至今没有开庭审理。
案例点评：
资料反映了现代城市在加速发展过程中所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传统遗留好和盲目建设所造成的城市工农业生产布局不合理，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由于种种阻力，很难加以消除。但是，因为城市居民法律意识增强和社会环保要求日趋迫切，这种城市布局不合理现象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成为当前城市建设的中心议题之一。
解决方案如下：
1、目前，以企业自身出资、政府拨款为辅建立印刷厂的噪音处理设施，应将噪音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坚决杜绝夜间作业，如有违反处以相应数额的罚款。
2、基本维持市环保局的处理决定：印刷厂对H脑溢血病发负有部分责任，虽然印刷厂已有所整改，但已造成H病发致残，应赔偿经济损失。
3、设立居民可以直接反映噪声污染情况的热线电话，由市人大、市环保局联合组成监察小组，及时处理居民反映的环保问题。
4、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在郊区建立一座高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的新印刷厂，将市区内的印刷厂搬出。建议省政府制定禁止在市区新建污染严重的企业的规定。
5、市环保局组织“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学习班，对各大企业领导进行轮训。
案例3
神话的破灭
王怀忠：1946年8月1日生于安徽省毫州市；1993年3月，任阜阳地委副书记，阜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1995年10月，任阜阳市委书记；199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九届人大代表；2001年4月7日，被“双规”，2002年9月28日，被依法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2年10月14日被逮捕；2003年12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王怀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4年1月12日，王怀忠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死刑。
许多贪官在往上爬的过程中，很注意营造自己的“政绩工程”，这种“政绩工程”往往被他们自己吹嘘成“大手笔”。这种“大手笔”无疑是一种大挥霍、大浪费。这种“大手笔”来自于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既不经过调查研究，更不考虑地方实际情况，总之他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能给自己增加飞黄腾达的筹码，那就毫不犹豫地动手实施。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的行为就颇为典型。
在制定“九五”计划时，王怀忠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与积极发展水平，主要依“政治需要”制定发展目标。阜阳市计委一开始提出了GDP增长13%。但这个数字被认为“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无奈调到15%，但仍达不到王的期望。计委只好第三次调整，从15%提到18%，但再次遭到否决。最后，在和计委“讨价还价”之后，王怀忠作了让步，把阜阳“九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目标定为22%（不是他理想的28%）。实际情况如何呢？挤出水分后，阜阳“九五”期间GDP实际增长率为年均4.7%。
王怀忠“好大”在阜阳人人尽知。那几年，“大”字几乎是口号，标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十大农业舰队，五大农业工程”等等，仿佛重新回到了“大跃进”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有人算了一笔帐，机场如果启动，阜阳财政每年将要补贴700万元以上，以阜阳连工资都发不起的财力，如何可行？然而可笑的是，一直到飞机场扩建完毕，王怀忠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看几页。
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6000万追加到3.2亿。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结果怎样呢？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鼎盛时曾开通了广州、北京、合肥、武汉、上海5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好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
与大机场相媲美的是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计划，里面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怀忠在没有规划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思路的情况下，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做开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工程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废。
无中生有，在数字上玩点金术，是王怀忠的绝招。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
王怀忠为了往上爬而频出“奇招”，政绩虽然虚假，给王怀忠带来的好处可一点不假：1993年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3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王怀忠现象”给他的下级、同级甚至高一级别的官员传达了什么信息呢？
王怀忠有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他栽在“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贪呢？会不会继续“开拓”着，继续升迁着，继续向上下左右示范着，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祸不逊于贪官，就在于人们往往把发昏当作开拓精神热烈拥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吗？
案例点评：
思考讨论：
1.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好大喜功，不顾客观事实，以主观臆造制定的“大指标”，但却一再升官。为什么会出现“王怀忠现象”和阜阳神话的破灭？
2. 王怀忠弄虚作假，违法犯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这一反面典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启示？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好大喜功，不顾客观事实，根本不考虑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产值，靠主观臆测定指标、下命令，搞违背科学的瞎指挥，不惜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数字上做文章、吹牛皮、说大话，报喜不抱忧，掩盖矛盾和问题，弄虚作假，蒙蔽群众，欺骗上级，浪费国家大量的资产，给阜阳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王怀忠一连串的牛皮大话，一系列的虚假政绩竟然被某些领导称之为“有开拓精神”。
在现实工作中存在的作风漂浮，工作不实，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心态浮夸，追逐名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问题都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格格不入，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如不狠刹这些不良风气，势必严重削弱党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势必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势必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王怀忠制造的“阜阳神话”的破灭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教训，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我们的方针政策，使我们的思想、观念符合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绝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案例4
袁隆平“狂”买车为何未见公众“仇富”
近日，《袁隆平陪老伴逛车展 称酷爱汽车已有六七辆》的配图新闻热爆网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一身便装,带着一家子在长沙看车展,报道中说,袁院士“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还被一辆“奔驰敞篷车吸引”。与往常网络中总是充满仇富的讨伐声不同,对于袁隆平买车,网民却一边倒地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
袁隆平逛车展，媒体传言大科学家要买奔驰，引发网友热议。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怎样？支持、认可，网友一边倒的态度中又有哪些值得分析的地方？面对屡屡被提及的“仇富”说，面对富人经常遭受的指责和质疑，公众对富人的财富评价中有着怎样的心理？我们又该如何理性看待财富差距？
案例点评：
本案例通过袁隆平买车一事经媒体曝光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进行描述。曾屡次被扣上“仇富”帽子的网民们的态度却耐人寻味，他们很多人的观点是就算“仇富”，我们也不仇袁隆平。其实可以看出袁隆平买车事件其实是折射出一部分人表达了自己对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中不规范现象突出，社会成员收入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状况的意见和态度。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利益关系和分配格局不断调整的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初次分配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城乡居民的收入机会增多，收入种类增加，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和住房制度改革，将过去属于福利再分配的项目逐步纳入初次分配范畴。三是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建立和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起再分配调节机制。总的来说，这种调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一些地区、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了。特别是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存在实际困难。以2001年的人均GDP为例，上海人均GDP是贵州的12倍，除上海外，广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的人均GDP已达3000-5000美元，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城市的人均DGP却不足800美元。一边是东部绝大多数过上小康生活，而一边是西部过上小康生活的人不到一半，农村还有2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城镇还有近2000万人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据2001年度《福布斯》排名显示：在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的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另一组数据：2000年度，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九省农民的年纯收入为1924元，陕西、宁夏、青海、云南、甘肃、贵州六省区的年纯收入为1464元。也就是说，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原因，也有政策原因。在各种原因中，有些是合理的，今后因继续坚持和完善。如分配原则的渐进改革，它承认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既符合市场经济分配法则的要求，也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还有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同时邓小平也反复的强调这有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强调这个大政策是“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 ”，就是说，先富起来的条件必须和只能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还有一些原因，如市场自发倾向。竞争起点不公平、社会保障非均等化，是不尽合理的，也是需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健全法制来逐步解决的。
也就是说，在收入差距中存在一个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适度与不适度的问题。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指通过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而且这种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种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相反，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我们肯定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谓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因致富手段不合理、分配体制中存在不合理因素、借助于权力和垄断力量以及利用违法违规经营、偷漏税款和不平等竞争手段而获取的收入。由于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将是严重的。首先。它违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从社会效率来看，由于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通过不正当或非法手段获得的，而不是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因而不可能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相反还容易使人们产生不满情绪。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从社会公平来看，不合理、不合法且过大的收入差距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背离了社会公平和正义。其次，它不利于改革的深化。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差距有可能使有些人对改革产生疑问和误解，以为是改革的结果，从而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此外，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多方面严重后果。
我们知道，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布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淀在人们心理中的“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在意识，决定了人们对贫富分化承受程度的有限性。重要的关键问题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拉大，是不是“合理”分配、公平竞争的结果。如果这些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人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不同而形成的，那么，人们还比较能够容忍和接受。如果形成的暴富者大多是由于靠“特权”搞腐败，靠违法乱纪，靠非法经营，甚至公然为非作歹而实现的话，那么部分成员对那些暴富者的仇视与愤恨，对社会的不满与抱怨的情绪必然会出现。
下面是一个网络上的调查，我们看一下:
“仇富”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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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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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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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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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特殊地位获得收入远远超出其实际付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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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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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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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财富来路不明，侵犯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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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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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9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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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不仁，没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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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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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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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不仇袁隆平。这个一度在网络上宣传的沸沸扬扬的话题到现在我们总该有个正确认识了吧。大家只是以袁隆平买车为切点，表达出自己对部分富人收入的来源、途径以及如何使用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仇富”者不仇视袁隆平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网上调查表明：第一个是他的贡献极大，“别说买车，买飞机都理所应当”，这是贡献，占的比例是将近44%。第二，“袁隆平靠劳动致富，钱来得光明正大”，这是来路，将近36%。另外，“袁隆平一直关心民生，这样的富人更能造福社会”，20%。所以有了袁隆平这样的事，我觉得更多的是大家不是在关注袁隆平，而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意见和某种态度来站队，来发出一种声音。一方面人们“仇富”，但是你得分辨一个问题，人们并不是仇视所有富人，而是仇视那些由于靠“特权”搞腐败，靠违法乱纪，靠非法经营而富起来的富人。如果所谓的富人都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富起来的，富起来后，又能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我想大众们不会有那么多的质疑和不满。
案例5三大法宝
“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地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605-606 页。
案例讨论：
（ 1 ）试述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案例点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毛泽东在《 á 共产党人 ? 发刊词》一文提出的。毛泽东认为这三者是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革命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同时也决定着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成败。
案例6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 , 一座叫做王屋山 . 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 , 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案例讨论：
（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是什么？（ 2 ）为什么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各族人民的团结？案例点评：愚公移山的故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原意是告诉人们做事要有恒心，要有毅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却赋予了新的涵义，他通过讲述这个故事，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感动人民群众这个“上帝”，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人民群众都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同时，我国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案例7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激情满怀的中共党员和中华儿女，抚今追昔：回忆祖辈孜孜求索救国方略的千辛万苦，追忆父辈百折不挠地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千难万险，耳闻目睹祖辈父辈历经数不胜数的艰难困苦，终于赢得神州社会主义凯歌高奏。此情此景，确实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催人奋进。
19世纪中下叶的中国，是处于近代而远非近代化的国家，是一个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百般凌辱、凶残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典型的系列中，人们是找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种社会制度的。如同找不到曾经几度在殖民地附属国国度出现的那类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那类一小半殖民地、一小半资本主义、又一小半封建主义并存交错的社会制度一样。这不奇怪，因为它们是一种畸形、一种变异，社会形态发展的典型系列中，自然没有它们的位置。事情清楚得很，我们的祖辈父辈中那些立志改变旧中国命运，孜孜求索独立自主、兴旺发达之路的先进分子，不能不首先下功夫搞清楚这一系列大难题：曾以封建社会形态的高度繁荣而闻名全球的中国，何以竟然衰变为一个破败不堪、朝不虑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又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它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历史主题是什么？中国更新、复兴之路何在，是按部就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另辟蹊径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祖辈父辈中相当多数的人先是对前一条道路情有独钟，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确实使为数可观的腐朽衰败的封建王朝脱胎换骨成为资产阶级强国。他们主观地认为：只要仿效西方，气息奄奄的满清王朝有可能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国或民主共和国。可是事与愿违，反封建起家的西方资产阶级，却在东方充当封建的保护神，串通镇压”
向西方国度寻找真理”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血淋淋地宣判这些仁人志士理想的破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对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活动。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有心人可以排列出好几条前人、他国走过的或正在走着的成功之路。但是，对正在求索发展通途的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其所处的时代特征及世界现状——”世情”的特殊性，特别是本国国情的更大的特殊性，使它决不能简单地踩着前人、他国的脚印行进，需要的倒是过细地探求适合自己置身其中的”世情”、”国情”独具的特色所要求的胜利道路。历史主体的正确作用在于正确判断哪一条路是唯一可行的得胜之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其悲剧均在于没有搞清楚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远未近代化的近代中国，照搬西方列强的发展道路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内在地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幸而我们的革命前辈中，不乏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拘泥于成规旧习、敢闯敢干、敢于开拓前行的大智大勇之士。他们响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召唤，经过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介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立志学习掌握并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过硬本领。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开端，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把寻求国家和社会出路的不懈奋斗，提到了崭新的高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们有的以专注研究神州作为”第一主课”，在力求准确把握国情、有效地唤醒和组织民众上下功夫。有的为救国而出国，近飘东洋远渡西洋，深入异国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弄清其革新与革命的来龙去脉、工人运动的得失成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向何处去与社会主义制度从何而来。他们尽管置身于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巴黎、柏林、东京等资本主义大都会，却清醒地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唯一科学的结论。在国内主攻”第一主课”的同志，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志同道合。从而汇合在祖国争独立、争自由、争解放的主战场和主阵地上，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形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忆往昔，亿万神州义无反顾地作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这不是历史老人的兴之所至，有意鼓动、支持中华的仁人志士去创造社会发展的奇迹；也不是历史主宰故意作弄人，让”本应”走进资本主义这个房间的中国，阴差阳错地走进了社会主义这另一个房间；更不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的我国知
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对西方列强所作所为的反感而唾弃资本主义，因苏维埃俄国对华的诚挚友谊而独尊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说具体点，这既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合力作用的结果，又是历史主体不懈奋斗的结果。这种光照千秋、造福万代的选择，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有识之士经过反复求索、比较、尝试、检验，而郑重作出的唯一的正确选择；是亿万人民群众经过长期审视、多方参与，终于一致认同、衷心拥护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选择，具有普遍的、客观的、坚不可摧的品格。（摘自《党旗飘扬》2001年10月9日，作者许征帆）
案例点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丰功伟绩，正是在于它结合20世纪世界形势、中国国情，坚定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科学论断，并进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拯救中国这一重大的实践课题。中国国情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各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俄国国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引以自豪的是：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优秀分子，就逐步意识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在坚定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的理论论断以后，亟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拯救中国的重大实践课题，制定解决这个实践课题的根本方针和重大决策。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努力，到现在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了复兴中国之路，这就是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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